上杭教育信息网 FJSHJY.NET
当前位置:首页 > 信息公开 > 教育科研 > 教师论文

琴江与南岭:两个民族村的发展模式比较

来稿单位:福州社科网   作者:钟伯清   发布日期:2012/04/05  [字体显示:  ]  [收藏]  [打印]  [关闭]

本研究为福建省教育厅高校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民族乡村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825141
作者简介:钟伯清(1970~),男,福州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邮编:350002

[提要]琴江满族村和南岭畲族村都是福建资源贫乏的民族村落,在实践中两个村都采取了输出人口,向外转移就业的发展思路。但琴江渐进性移民式的转移就业与南岭劳务性转移就业是有本质差别的,前者导致人口流失,最终使村落空心化;后者则只是暂时性的劳动力转移。作为因地制宜的两种发展模式,琴江模式和南岭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如何实现个人收入与集体经济共同增长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琴江南岭发展模式转移就业启示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和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福建各民族乡村的发展基础各不相同,差别很大,许多民族乡村甚至与内陆地区相比也没有太多的发展优势,它们的快速发展,除政策的有力支持外,更主要得益于各地方根据自身的现实条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因此,认真分析和研究福建民族乡村发展的经验,无疑对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乡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处于不同区位的琴江满族村和南岭畲族村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资源贫乏的民族乡村的发展,就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沿海与内陆的两个村落
   1
琴江满族村的基本情况
  琴江满族村隶属于福州长乐市吴航街道,是福建省唯一的满族聚居村。位于闽江南岸,距长乐市区45公里,闽江口15公里,距省城福州约40公里,与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隔江相望。因流经这一段的闽江宛如一把古琴,故名琴江。为古代控马江卫省城的重要港口,福建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清雍正六年(1728年)从老四旗汉军中抽调的500多名官兵携家眷进驻琴江,建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周围两里零三分”②。这个号称当时全国沿海四大水师旗营之一的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便是琴江村的前身。辛亥革命后,水师旗营才逐渐成为一个居民小镇,成为洋屿村的一部分。
  从1977年到1979年的两年间,经过村庄精英们的不懈努力,营盘里的旗下人终于获得了满族这个民族身份。19798月,琴江作为满族村正式从洋屿村独立出来。目前全村总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余亩,人口150多户380多人(其中满族130多户约300人)。实际上,大部分的琴江村民已经迁居长乐、福州等城市,对他们来说,琴江只是一个记忆中的村庄,与他们的老屋相联系。真正常住琴江的村民已经不多,而且绝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口,他们主要靠外出工作的子女的汇款过活,成了事实上的空心化的留守型村庄。
   2
南岭畲族村基本情况
  南岭畲族村位于闽西上杭、长汀、连城三县交界处,四面高山环绕,村中平均海拔630多米,是个典型的内陆山村。
  解放前,南岭隶属长汀县三坪区管辖。解放后曾设南岭乡(后为公社),下辖周边10余个山村,在1958年的区域规划中这些山村被相邻的三个县(长汀、连城、上杭)分解,南岭村被划归上杭县南阳乡(镇)管辖。在肩挑手提的年代,南岭因地处三县要冲,成为汀(长汀)罗(新罗)古道上的重镇,一度繁荣。但南岭地势险峻,离三个相邻乡镇中心都在16公里以上,离县城更在百里之外,山路迢迢,筑路艰难,在机动车辆交通日渐发展之后,这里便日渐衰落,成为闽西最偏僻的山村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通一条山区公路。
  南岭全村面积12平方公里,有耕地1050亩,林地约36000万亩,全村人口2138人,412户,其中钟姓畲族占328户。传统上,南岭村是一个小农经济型的农业村落,水稻、薯蓣等粮食作物,金桔、茶叶、油菜等经济作物,猪牛鸡鸭等家庭饲养业和编筐织篓等家庭手工业,加上林间出产的毛竹、竹笋、蘑菇、野菜等副产品,便是南岭村经济的全部。然而,目前南岭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约占全村总人口1/3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转移农业之外,到沿海地区从事石材加工、电子、建筑等行业和商业经营,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务输出型村落。
  
二、两种发展模式的历程
   1
琴江:留守型村落的空心化过程
  琴江的空心化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自三江口水师旗营建立到辛亥革命前夕,靠朝廷俸禄为生的水师旗营官兵在琴江度过了最为稳定、繁荣的一段时期。辛亥革命后清廷崩溃,水师旗营500多户4800多人便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就地转化为民,自谋生路,大部分靠做买卖和公教人员度日,生活极为贫困,因此大量居民不得不弃家出走。”④尽管由于很快的和平解放和经济上的互动,辛亥革命期间琴江的旗民关系不像福州那样紧张但福州等地的出现的捕杀满人的行动,以及当时整个社会仇视满族的大背景,无疑也迫使大量琴江满族人远走他乡。这种民族仇恨还导致了留居的琴江人不得不隐藏身份,由此才有了后来琴江满族的民族省份识别问题。因此,辛亥革命后到抗战爆发,可以看做是琴江空心化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琴江空心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是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人由于失去了生活来源,日子过得很艰难。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将一部分琴江人迁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建阳,日本战败以后,又有约一百多户琴江人随着国民党海军移居到台湾。这就使得琴江的人口急剧下降。”⑧
  第三个时期则是改革开放至今。一方面,部分从事文教、行政和经商的琴江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长乐、福州等城市置房安家;另一方面,在附近的洋屿、亭江等地道国外打工的汉人的影响下,一些琴江的年轻人也用尽办法,到海外捞金。 由此又形成了一次琴江人口流失的小高潮。

  通过三次特定时期的人口外流,琴江完成了空心化的过程。然而,琴江仍留守着一群不愿离开旗营老房子的老人,他们在斑驳而灰暗的营房里,默默守望着着一份深沉的民族与历史的群体记忆。
   2
南岭:劳务输出的历程与现状
  南岭传统上一直是个传统的农业山村,最终走上劳务输出型的发展之路,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的因素。南岭村境内崇山峻岭,人均不到5分耕地,虽然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村民的生活仍相当艰难。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村民钟发成因偶然的机缘到泉州南安的一家石材厂打工,不经意竟成为后来主导南岭经济的石材加工业从业第一人。
  然而劳务发展并不顺利。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村民对外出务工仍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在钟发成之后的近十年时间,在石材行业从业的村民数量并没有增加。这期间,10多个中青年村民开始在临近的上杭、长汀、连城三个县城从事小本经营,贩售村里出产的粗茶。只是由于所产茶叶品质比较低劣,价格低廉,所获利润极为有限。
  改变是从交通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一条黄土路面的山区公路延伸到南岭村,尽管这条公路质量极差,风雨必坏,但它确实方便了村民出入,使南岭从此与外界联系了起来。随后,水电、电话和小型电视接收器也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开始引进村里。道路和信息的畅通,极大地改变了南岭村民的思想意识。于是到90年代中后期,南岭村民外出打工、经商者便日渐增多。到2009年,通过老人带新人、亲友牵带的方式,南岭外出人员总数已达70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3以上。其中400多人集中在泉州的南安、水头从事石材加工业,成为南岭收入最稳定、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劳务群体。此外,厦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福州等也是南岭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
  
三、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
  琴江和南岭的发展模式虽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也存在着诸多共同点:
  一是两种发展模式的形成都缘于逼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琴江虽然地处闽江出海口附近,与福州、长乐比邻,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发展区位十分优越,然而,在当初筹建规划三江口水师旗营时,就注定了琴江只有营盘、住宅和战船,而没任何经营性的土地。不到1平方公里的村落空间,将琴江的区位优势化为乌有——除了遗存的营盘住宅和纪念馆,村中基本已找不到任何可供发展的地理空间;南岭虽然地理空间相对广阔,但地理区位十分偏僻,地势崎岖,交通不便。2006年通车的龙赣高速公路虽然穿村而过,但除了征用大量耕地和林地,在改善南岭的对外交通上并没有实质意义。在福建省财政厅的对口帮扶下,进村的断头公路在2007年硬化了路面,但山高、坡陡、路窄,被外界司机视为畏途。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交通条件,也难以引资发展。
  二是薄弱的经济基础是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共同推动力。辛亥革命后,没有了朝廷俸银的琴江人只能靠做一些小买卖度日,生活十分艰苦。1979年琴江从洋屿独立出来后,人均仅1分多地也难以糊口,主要生活来源靠国内外的汇款和卖蔬菜所得的微薄收入。”⑨虽然琴江子弟也有不少在城里从事文教、行政、经商等工作,他们的接济使琴江不至于陷入贫困,但这点资金对于琴江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显然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而南岭一直是省级的山区贫困村,经济薄弱尤为明显。尽管在家庭联产承包后,南岭村民基本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但手无余钱是普遍现象,90年代中期,村民子女上学的区区百余元学费,也常常要借上五六家才能凑齐。直到2002年,南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266元,仅为当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539元的64%
  三是两种发展模式都采取了向外转移人口的发展方式。由于地域空间内欠缺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资源贫乏,经济薄弱(当然在解放前的琴江人口外流还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为了拓展生存空间,琴江与南岭在发展中都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外移现象。
  四是两种经济模式都取得了直接而明显的效果。琴江大量的外出就业人口不仅使这些琴江人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也给留守的琴江村民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以2002年为例,当年琴江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年,据估计国内外琴江子弟的汇款就占其中的70%以上;而近年来南岭村民仅在南安、水头从事石材加工所获的劳务收入每年就在500万以上,仅此一项,就为南岭全村的人均纯收入贡献了2300多元,占2009年南岭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大大改变了南岭村民的经济状况。
  然而,琴江和南岭的发展模式毕竟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第一,琴江地域空间狭窄,村民在这个地域空间里很难实现生产性的经济收入,一直以来,居民的生活来源就呈现出依赖性的特点:过去依赖清廷的俸银,现在则依赖外出工作子弟的汇款。就生产领域而言,琴江基本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经济的村庄。村民是否移居村外,对琴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琴江只是一个居住社区而称不上一个完整的农村社区,或者说琴江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留守型特质;南岭则不同,在有史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几乎承载了村民全部的生产和生活。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劳务输出,不仅大大改变了南岭的经济结构,也大大改变了南岭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第二,琴江和南岭虽然都采取向外转移人口的发展方式,但两者转移人口的后果是不同的。如前所述,琴江本质上只是一个居住社区,这使得居民与这个空间的联系显得简单而具有不确定性。实践表明,琴江的人口转移具有明显的移民特点,一旦经济许可,外出发展的居民便很自然地定居当地。因此,琴江转移人口的过程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失,本质上是一种渐进性的移民过程,最终则是导致琴江空心化;而南岭则不同,它不但是村民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空间,也一直是村民的经济生产空间。这种明确的经济利益关系,使村民与这个地域空间的联系显得复杂而相对牢固,村民劳务输出的目的具有相当纯粹的经济性目的,即挣钱而非定居。因此,劳务性的人口转移是暂时性的,并不必然导致南岭人口的流失。
  
四、琴江与南岭两种发展模式的启示和思考
  显然,琴江和南岭两种发展模式各有特点,分别与两个村的特定条件相适应,不加分析地加以优劣好坏的评价是不合适的。琴江与南岭的发展历程,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对于资源贫乏,自身缺乏发展条件的乡村,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是十分重要的。从琴江、南岭的发展来看,拓展区域外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外转移就业,无疑是这类乡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其二,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应重视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无论南岭还是琴江,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亲友关系在牵引村民走出村庄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因此,充分发挥传统社会关系的作用,对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十分重要;
  其三,即使是劳务输出,也需要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这样才有利于形成规模化的劳动力转移。通过10余年的努力,南安、水头的石材加工业中,南岭人在大切、水磨等工序上就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优势,并承揽了这些工序的加工,由此又不断地吸引南岭村民到此打工、就业,获得不错的收入。
  但琴江和南岭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问题之一是,通过劳动力转移,村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村财困难的状况却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南岭村甚至还存在着不少的村级负债。村财的困难使村里的许多基础性的建设和服务无法开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在推动农民增加收入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一个则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转移就业和劳务输出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办法,但对农村自身的发展来说,却未必完全是好事。比如青壮年外出后,农田荒废、传统产业失落等等,都可能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乐力图通过发展民族风情旅游来推动琴江的发展;南岭则着力打造传统的金桔种植业,以避免过分依赖劳务经济。这些措施都可以看成是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和实践。然而就目前来看,无论民族风情旅游还是传统的金桔种植,似乎成效都不太明显。在转移就业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显然还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研究。

注释:
关于三江口水师旗营创营时期的官兵人数,说法不一:按《琴江志》营制的记载及《福州驻防志*兵制》水师旗营编者按,当有官兵600多人;麻健敏等认为征南将军赖塔奉旨挑选531名行营兵进驻琴江,组成三江口水师旗营; 张庚钰则称挑选精壮旗人官兵513名,并允许家属同住;李升宝的观点与张庚钰类似。参阅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满族卷》183-186页;张庚钰:《福建满族村的由来》,《满族研究》,1991年第2期;李升宝:《琴江——福建唯一的满族村》,《福建乡土》,20053期。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满族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本数据为2008年数据,由南岭村委提供。
张庚钰:《福建满族村的由来》,《满族研究》,1991年第2期。
清朝规定旗人只能当兵打仗,不允许耕种土地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因此琴江水师旗营成为本地农产品和商品的重要消费市场。
刘正爱:《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自我认同》,《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关于辛亥革命期间福州的满汉民族仇恨和仇杀事件,参阅定宜庄、胡鸿保:《浅论福建满族的民族意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这种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和仇杀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琴江自然也难以例外。
刘正爱:《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自我认同》,《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刘正爱:《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自我认同》,《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省民族与宗教厅:《福建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2002年,第105页。
 
新华网福州227日电《增收的158元,从哪来? ――2002年福建省农民收入结构解读》,来源: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3-03/02/content_773287htm
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省民族与宗教厅编:《福建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2002年,第90页。
南岭村民石材从业收入和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为笔者数次赴水头石材厂调查后估算所得,2009年南岭人均纯收入数据位南岭村书记提供。

 

推荐给朋友:
打印】 【关闭】

热门文章

 

上杭县教育局 版权所有 ? 2004 闽ICP备14002748号 主办:500万彩票分析 承办: 500万彩票分析500万彩票分析